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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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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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于中国成人礼仪的特点、发展与目的进行表述， 从这些理论知识的内容中引发出对民俗文化视角下中国成人礼仪的发展及变迁的分析， 这种变迁主要体现在礼仪内容从独立走向融合， 礼仪形式从繁琐走向简单，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成人礼仪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传承成人礼仪的社会价值和积极意义， 因为它集美的文化形式于一身， 使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民俗文化; 中国成人礼仪; 变迁;
一、成人礼仪的本质与特征
“成年仪式是入生礼俗中的一种重要仪式， 是人类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青年教育方式。作为人生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仪式， 成年仪式在人类族群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1]成年礼的社会文化意义随着历史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部落社会， 成年礼是补充部落成员的必要集体性仪式， 在开化的社会成年礼的意义发生较重大的改变， 主要是对生物个体进行文化模塑与生命的关怀。“依照范·热纳 (Amold van Genenp) 的’通过仪礼‘ (the Rites of Passage) 的理论， 成年礼的文化结构可划分为三个环节：分离、边缘 (或阈限) 、聚合。”[2]“即是说一般社会的人们要实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角色转换， 需要经过一种特定的过渡环节， 这一环节是一个非常的时空状态。”[3]这一非常时空状态在简单社会通常表现为神秘的隔离， 在复杂社会更多地是一种象征的仪式行为。纵观古今中外关于成年礼的研究， 大致有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视角。
二、传统成人礼仪的现代变迁
1. 礼仪内容从独立走向融合
(1) 与婚礼结合的成年礼
我们通常所说的成年礼， 举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承认年轻人具有进入社会的资格和实力。与婚礼相结合的成年礼， 明清时期以来， 冠、笄之礼已经渐不普遍， 被人们慢慢淡化了， 及至民国时期， 大多数人家更是习惯于在婚礼的亲迎之前举行这种成年仪式。之所以选择在亲迎之前， 是因为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和象征。年轻人只有达到一定年龄， 才被允许结婚， 既然已经可以结婚了， 就证明他是一个成年人了， 他就有资格参加成人礼。在我国古代传统社会， 汉族人们普遍定男子在其20岁的时候行冠礼， 在行礼现场由主持仪式者为男子戴三次帽子， 称为“三加”, 分别为“缁布冠”, 这种帽子是以布料为材质的一种帽子， 之后使用皮革做成的帽子称之为“皮弁”、“爵弁”、这种帽子据说是没有上沿的冕， 颜色就像麻雀的头红色中略带些黑色， 一般在祭祀时使用， 象征着冠者从此就有了参加祭祀活动的资格、政治人的权利、服兵役的义务。
(2) 与幼子养育习俗相结合的成年礼
在我国南北方的一些民族中， 有许多地方专门为青年举行成人仪式， 在广东省会举行“出花园”, 在孩子15岁的时候， 择日举行“出花园”仪式， 采来十二样鲜花浸在水里， 以供孩子沐浴;孩子穿上父母亲友送的衣物， 要突出强调的是要穿一双红皮木屐， 用来“跨出”花园， 一帆风顺。还要拜床神， 供品中用公鸡或母鸡， 视孩子的性别而定， 以祈求将来能生儿育女。在南北方普遍说法是“大生日”和“开锁”.在民间的一种说法中， 孩子在12岁之前还没有立事， 自己也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需要有奶奶 (北方) 或者花婆 (南方) 照看， 以此象征有神灵的庇佑。等孩子在12岁之后再去寺庙还愿， 代表脱离了长辈的管理范围， 独立成人。河南省民间男孩15岁时由父母或干娘做顿好吃饭食相待， 然后将其幼时戴上的“挂锁”、项圈、耳坠等物去掉。女孩12开始留一条发辫， 称“留头”, 从此开始学习做饭和洗衣服等。所谓“男过十三， 磨肠研肩 (读书劳动) , 女过十三， 会做吃穿”.
2. 礼仪形式从繁琐走向简单
对于古代的成人礼仪， 绝大多数现代人都认为是繁文缛节， 觉得那些都是虚伪客套的表现， 显然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也有的人理解为成人礼仪是操办人的事， 举行那些繁琐的礼仪非常不现实。
(1) 考验形式的精简
在传统的成人礼仪中， 礼仪形式的繁琐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成人礼仪都是以一种通过各种磨难来考验参加“成人礼”者的仪式， 习俗规定， 只有通过考验的成人者， 才能为社会群体所接纳。“这种考验型的’成人礼‘仪式， 对于在自然条件低下而又艰苦、危险的环境中生存的原始人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4]考验型的“成人礼”仪式， 大都以男子为多。仪式有诸如割礼、拔牙、凿齿、烟熏、鞭打、割痕、有时限的放逐等不同的形态， 以各自文化可以容纳和认可的度为限， 这些传统的考验形式无论从理念还是行为都已经不适合现代人们发展观念的要求了。因此， 在当今的成人礼仪中， 结果的体现要远远重于传统的形式， 发展也是将整个礼仪的形式简单化的一个过程， 从而迎合成人礼仪发展的需要。
(2) 成熟标志的简化
现代社会中举行成人礼仪的最终目的就是一种体现个人自身的成熟。这一标志得以将从前繁琐的形式中予以简化， 是现在成人礼仪发展所必须的。当今社会年轻人往往通过参加成人礼仪的相关活动， 以及进行一些象征性的宣誓， 明确其成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以此来提高其公民意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拥有广泛的文化规范和约束。如果说， 在未成人阶段， 作为个体的“人”主要是学习一般的生存文化知识的话， 社会可以免除他们许多与之年龄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 在进入成人阶段以后， 则需要负起成人社会所拥有的责任和义务。所以， 通过成人宣誓这一过程来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 不仅是十分必要的， 而且也是非常及时的。
三、成人礼仪发生变化的原因
成年礼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在原始人或现代部落里， 成年礼是必不可缺少的。每当一个人长到其部落规定的成年年龄， 都要为他举行隆重而庄严的成年礼。我们都知道， 在传统社会里“成人礼”仪式对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具有着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诸如在规范人类的行为和建立社会秩序等方面。所以， 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存成人仪式， 并试图对其进行发展和重建， 用来明确个体进入社会后的权利和义务， 使其更加富有使命感、道德感和责任心。“成人礼”对于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概念， 所以直至今日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都依然存在着或曾经使用过这种通过礼仪。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不拘泥于一种或几种， 而且内涵丰富， 富有情趣， 让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拍手叫好。它是一种优秀文化的介入， 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真实肯定， 是对个体进入社会的资格认定， 更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象征。“是人类对于生殖现象认识的一个飞跃， 也是人类对于婚姻文化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习惯性规则。确实， ’成人礼‘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5]但是有人会认为， 那仅仅是在原始社会， 至多或者是在传统社会中， 今天， 人们对于“成人礼”已经淡弱甚至放弃了。
四、传承成人仪礼的社会价值和积极意义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 竟然没有保存好成人礼仪这一重要的能够传承中华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让大家看起来是一件多么可惜而且可悲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丢掉了能够用来承载民族品格和精神的传统礼仪， 这是一个人的过失还是一国人的过失，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礼”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 对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它集美的文化形式于一身， 给我们的民族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使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同时也能使庸俗文化之风逐步淡化。这一优秀文化传统的回归， 无疑是对我们的赏赐和福音。
纵使这样， 我们还是不可以全盘继承古人所追求的“礼”.因为“礼”的内涵也有提到， 对于礼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将适合自己的吸收进来， 不适合自己的应该加以改造和创新， 并不是对所有的“礼”都去推崇。作为文明的传承者， 我们需要在尊重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传统中好的精华的部分， 去除其糟粕和不足， 使新的时代精神得以融入进来。成人礼的肉体痛苦以及与之相伴的情绪反应， 强化了年轻人、施行仪式者以及周围助阵者之间的连带感， 同时， 肉体的考验也使得受考验者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变化， 意识到获得成人社会资格的来之不易。我们现在需要学习、创新和发扬新的成人礼， 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一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更是需要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 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促进青年一代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萧放。从成年礼的传承看社会生活中文化示范意义[M].北京：民俗文化出版社， 2001.
[2]姚舜。成人礼回归的新时期意义[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3]蒋栋元。成人礼仪考查及主题意义[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4]蒋栋元。成人礼仪考查及主题意义[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2008 (3) .
[5]萧放。从成年礼的传承变异看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示范意义[M].北京：民俗文化出版社， 2001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摘要：中国民俗文化因其地域经济与民族历史文化构成的原因，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特征。其主要特征有：多元性与复合性，阶层性与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这种民俗文化特征在民间至今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关键词：民俗;文化;特征
民俗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文化，它与民众所处的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紧密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耕生产为主业的社会，因而围绕着农耕生活累积形成的中国民俗具有一种大农业的特点，从岁时节日到人生礼仪的诸民俗事象中无不或隐或显地具有这一品质。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而且在今天的国土上还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这样，中国民俗又具有独特的民族气质。当然，这是就中国民俗的一般品质而言。具体说来，中国民俗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性与复合性
中国民俗因为民族文化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复合的性格特征。中国自立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原夏族与东部夷人、南部的三苗、西北的羌戎成为华夏共同体的最早成员。夏商之后，以中原政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不断地汲纳着异民族的生命机体与文化成分：东夷、南蛮、百越、诸戎等族统一于秦;匈奴、乌孙、东胡、肃慎、扶余等归并于汉;魏晋南北朝更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交流时期，众多少数民族涌入中原，与汉族杂处，胡风戎习流行;隋唐宋元明清又不断地融进边地民族，从而形成今天五十六民族共处的统一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习俗，在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中，民族习俗被接纳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程度不一地保存着各自的民俗特性，这不仅使中国民俗绚丽多姿，丰富了中国的民俗文化，而且有利于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
从语言民俗看，在我国众多民族中，有五十三个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在这些民族语言中，又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习，因此具有独特的民俗资源，并且其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中国民俗的多元性亦表现在民族礼俗中。婚礼是人生的重要仪礼之一，它在各个民族中都有突出表现。如汉族婚礼，一般遵循周公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为六道婚礼程序，民间虽然繁简不一，但一般不离这一婚俗模式。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因环境与传统的关系，他们的婚俗别有情趣，行歌坐月，以对歌交游的方式自择配偶。表现了他们不守汉族礼俗的民族特性。
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不仅体现在各民族不同习俗上，而且还表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俗共存上。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与此相适应的民俗生活自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发达地区很早进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异常活跃，都市生活丰富多采，都市民俗兴起。在广大乡村，农民耕织自给，农业民俗世代传承。在边远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有刀耕火种、渔猎采集的风习，他们不同程度地保持着原始的民俗生活形态。
这样在中国统一的地域空间内共存着不同性质的民俗文化，体现了中国民俗的多元特性。
自然，我们在探讨中国民俗多元性特点时，不能忘记中国民俗的另一特性即复合性，多元性与复合性紧密相关。中华文化向以包容四方的气象着称于世，其中民俗涵化之功甚伟。自古及今民族文化的融合，首先是民俗层面的接纳，民俗化人于细微处，却影响深远。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无不具有民俗复合内容。民俗无论胡汉，只要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均能为民众习染沿用，使中国民俗体系内多种成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与融汇，形成了程度不一的民俗勾连。后世汉俗中复合了不少这些少数民族习俗，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的汉俗，只不过民俗复合时间的早晚而已。同样，现存的各少数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受到汉俗影响。如年节习俗，使用中原历法的民族基本上与汉族有着一致的节庆时间，过节的内容也有同有异。
民族民俗的复合还表现在民族口承文化的融汇上，“特别是那些接触较早或居住交错、比邻的民族，产生影响或承受影响的痕迹更为显着”.例如汉民族的一些着名故事，如牛郎织女神话、孟姜女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都相当广泛地被收进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宝库中。汉族民歌中的某些常见的形式如四句头山歌等，也被一些兄弟民族所采用。问活佛型故事现在流传于汉、藏各民族间，但从它的来源看，大概早期是流传于藏地的。有些口承文化的体裁与样式，已经成为若干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如西北数省流行的“花儿”和花儿会。
正是这些民族基层文化的交融复合，使中华文化历数千年而不衰，中国民俗因之也取得了整体的特性，中国人的民俗情感、中国人的行为举止、中国人的饮食好尚有着与世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风格。苗族的跳月和芦笙会欢快热烈但和吉卜赛人的民间舞蹈风格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朝圣进香，其虔诚程度不亚于中世纪教会的信徒，但是和西方的教堂活动又有着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民族的生活土壤、历史文化、民族气质不同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民俗都是民族的，超民族的民俗是没有的。[1](P27)中国民俗的多元性与复合性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性，它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东方民俗大国的风貌，而且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奥秘。
二、阶层性与地方性
中国民俗总体而言具有全民族的通俗性格，在一些重要的民俗事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性，体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中国既然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政治实体，汇聚了多种源头的区域文化，在区域文化的聚合中，地方的文化特色并没有被抹煞;同时中国又很早进入了等级社会，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等级与阶层不断地得到确立与强化，因而在民俗文化上也显现出阶层性特点。
首先看阶层性，这是就社会民俗的纵向分布而言。一般说来，民俗之“民”是指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民众，[3](P15-16)他们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创制、享用、传承着民俗文化。而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虽然他们在政治文化属性上属于特殊阶级，但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生活习俗，由于他们遵循民族通俗习惯，而且社会上层的许多人因科考或军功等方式由中下层上升而来，因此他们公务之外的生活行为与心理意识也属于民俗范围。但毕竟社会各层面成员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同，生活的需要与趣味也不一致，因此民俗呈现出阶层性特点。
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广大民众，他们是民俗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因此民俗文化主要体现了他们的认识与思想要求，具有较强的民间性特点。特别是在口承文化方面，民众通过谚语、笑话、歌谣、故事、小戏表达他们的心理诉求与思想观念。乡村小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但对大多数乡民来说他们并不刻意追求小戏的艺术性，他们更注重小戏演绎的故事内容与情节，表达自己的观念与情感，如定县秧歌戏中的《丁郎寻夫》与《双锁柜》等，前者表达了对贪官的怨恨，后者是对嫌贫爱富、违反民众道义原则行为的辛辣嘲讽。[4](P9-14)不仅中、下层社会相较于上层社会有着层位的差别，就是中、下层社会内部亦有着民俗差异。农民与手工业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处境艰难，他们一日不耕，一日无食;一日不织，一日无衣，因此形成了淳朴、节俭、勤劳的民俗本色。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由于生产、生活条件的原因，乡民邻里之间有着较亲密的互助关系。民间的伦理观念中对此着意予以强调，民谚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很多民俗活动围绕着这一观念展开，如民间自我服务的神会、钱会、锄社、互助会等，有的还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地方文化传统。
而属于中层社会的商人与城市平民，他们的经济地位优于农人和手工业者，但其政治、文化地位又不及上层，因此他们的民俗观念与民俗行为有着自己的层位特色。城市生活紧张而热烈，在行业的竞争与酬对中，他们逐渐养成铺张、浮靡、好新慕异的风尚。从《东京梦华录》所记宋代开封饮食习俗中可见都市民俗之一斑。娱乐民俗更能体现市民阶层的特点，除了勾栏瓦肆的说书讲唱外，赌博性的游戏盛行，斗鸡、斗蟋蟀、斗花鸟虫鱼，以争奇斗胜为能事。这既是市民休闲生活的需要，也是其个性展现的机会，它由市民文化的本质所决定。
居于社会支配地位的达官贵人，他们拥有明显区别于社会中下层的生活方式，因此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一般说来，上层社会生活有两种倾向：一是礼仪化;一是精制化。因俗制礼是社会上层的一贯作法，他们为了规范等级秩序，也为了协调内部关系，将日常习俗礼仪化，这一点在节日习俗中表现得比较典型。如寒食改火习俗，本出于民众弃旧图新的原始观念，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5](P525-554)在汉魏时期一度受到官府的干涉，但唐代却十分推重寒食，将寒食禁火列入规条，违禁者将受到严厉惩处。禁火结束后，由皇帝向王公贵族颁赐新火。禁火与赐火成为显示皇家恩威的礼俗，与初始的民间习俗大异其趣。上层社会强调雅趣，一般民俗活动到他们那里总是弄得十分精细，以适应贵族的生活需要。如上祀节水边驱邪之饮，在六朝贵族那里变为“曲水流觞”的文人游戏。而奔马射箭的民间竞技，在上层社会被弄成雍容儒雅的投壶娱乐。文质彬彬的上层社会与生动活泼的乡野庶民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趣味。
当然，在传统社会中，各阶层之间仍然有着相当部分具共同意义的习俗。这是因为：第一，他们脱胎于同一原始文化母体;第二，社会上、下层之间虽然层位分明，但其成员常处在流动之中。并且社会上层常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向下推行纲常名教及其他好尚;第三，他们共同以农耕社会为生活基础，社会各层或强或弱地受到农耕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因此，我们谈到民俗的阶层性特点时不可忘记他们的共性。
其次是地方性，这是就民俗的区位性特点而言。中国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类型复杂，除了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各个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生存环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文化小传统。这种文化小传统主要就表现为民俗文化-- “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6](P143)。乡民的生活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还有一种说法是“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 ,这是较概略的区分。总之，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下进行的，它受地理环境、人们谋生方式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民俗文化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
民俗的地方性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在地区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中直接生发出来的地方民俗，“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 (《礼记·王制》 )这在文化的萌生期尤其如此，那时因环境的隔离，族群之间很少交流，人们一般固守着传袭的生活方式，“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礼记·王制》 )周秦虽然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制订了完整的礼法制度，但地方的文化特性依旧鲜明，荆楚、吴越、燕赵、三秦、三晋、齐鲁、巴蜀、岭南诸区域文化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大迁徙与大交流，其民俗性格尚未发生明显改变，燕赵的悲歌慷慨、荆楚的巫鬼淫祀、吴越的断发纹身等仍然是地方民俗的特出标志，《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对此有专门的分区记述。汉魏之后，区域文化传统因经济、文化及政治一体化趋势增强而弱化，但地域民俗特色并没有消失，如楚地尚巫重道的民俗信仰，直到今天仍在局部地区发生影响。
还有一些与地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相关的民俗，虽然没有传袭久远的文化传统那样引人注目，但它鲜明地体现着民俗的地方性特色。如村落民居形态的南北差异，北方的围墙庭院，南方的天井照壁;饮食民俗的地方好尚，所谓“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交通民俗的区域选择，所谓“南船北马”;生产、服务行业中的地域行帮组织。信仰民俗的地方性同样有突出表现，从神灵崇拜看，各地有不同的方神，如动物神，北方多崇奉狐狸大仙，江南多拜蛇神、蛙神;农作物神北方有苗神，南方为谷神;人格神各地更是多种多样，北方一般祭祀将军、大王，南方多拜祖师、仙姑。神灵的地方性反映出神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民俗的地方性另一种表现是通行习俗的地方化。中国有许多民俗具有全民性特征，为国人普遍享用，这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共性决定的，但是在一般民俗扩布到全国的过程中，往往因各种原因出现地方变异，一定区域的民众在接受某一民俗事象时，大都或多或少地依据自己拥有的地方知识或情感好恶对其作适应性的改变，以融进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就年节习俗来说，农历年节为广大汉族地区及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沿用，但各地过节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端午节很早就成为全国通俗，其主旨是避邪驱疫，但具体项目各有不同，南方水乡食粽、划船、插艾，其中龙舟赛最喧闹。北方缺水，龙船自然难以划动，人们一般是插艾、悬符、饮菖蒲酒、佩五色丝、亲友往来贺节。通俗的地方差异在节日民俗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正由于民俗有着十分鲜明的地方性，所以观风问俗成为人们进入地方社会的首要要求，“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礼记·曲礼上》 )地方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集中表现，无论是治政者，还是旅行者，只有把握了地方的民俗特性，才能为地方居民所接纳，否则会常常感到不便与困难。
民俗作为直接服务于民众的生活文化，它的生成与发展受制于民众所处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还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如历史传统、文化传播等，所以我们在对中国民俗总体特性的把握时，既要注意中国民俗的整体性，又要看到民俗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表现，阶层性与地方性的民俗特征就是针对民俗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适应性差异而言。只有如此，中国民俗的讨论才能落到实处。
三、神秘性与实用性
神秘与实用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特性，这是就民俗事象本身性质来说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民众的实用目的，大多依靠神秘的民俗行为来促成，神秘性事象无论怎样复杂，目的也只有一个，即服务于人们的生活需要。
首先看中国民俗的神秘性。中国传统民俗古朴原始而又神秘奇异，这与中国人所经历的独特的历史道路相关，中国文化传袭数千年，虽然文化人中很早确立了“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传统，但在民间却传承着大量的古老风习，“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依然浓烈，民俗事象大多蒙上了神秘色彩。佛、道二教的传播与流行，尤其是道教对民俗生活的介入，使中国传统民俗的神秘色彩更为浓厚。当然，民俗的神秘性长期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民众生存环境没有明显改变，人们尚无足够的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因此信奉神秘力量，使用神秘法术以缓解精神压力，服务现实生活的民俗必然会大量存在。
民俗的神秘性大致有两方面表现：一方面是人们在从事某项民俗活动时带有一种神秘心理。认为习俗之所以如此进行是因为具有一种神秘力量，如巫术信仰、动物崇拜、图腾与祖先崇拜等等，都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有些民俗活动本身表现出一种神秘气氛。[1](P39)如各种驱邪赶鬼的神秘仪式等。当然神秘心理与神秘行为在民俗事象中往往是不可分离的
神秘性在巫术民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巫术民俗源于某种神秘观念，它的施行也大多依赖某种神秘行为，如鄂西“扛神”的法事活动就是一例。某家灾祸频仍，或家人久病不愈，人们就要请端公做法事，名为“扛神”.端公在堂中陈列各种法器，叫“扎坛”.一般法事有四堂： (1)开坛;(2)放兵;(3)观灯;(4)迭筛盘。[7](P128)从灯布、咒语、蚂蚱、鸡血等项目中，我们会感受到其中的原始与神秘气息。
咒语是巫术中最为神秘的部分之一，它依据的是一种语言魔力的信仰。在任何的巫术仪式中，施术者都离不开咒语，只要念动咒语，似乎就有魔力发生。《西游记》中唐僧的紧箍咒就是这一类咒术的夸张描写。民间巫术中使用咒语的现象十分普遍，捕鱼者有捕鱼的咒语;狩猎者有狩猎咒语，现存最早的狩猎咒语是古老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农耕者的咒词早在殷商卜辞中就已有记录，如：“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就是一首祈雨的咒词。此外，医者、工匠、术士各有行业咒语，其中医家的咒禁还是古代治病的方术之一。语言的神秘观念又导致另一结果，即谶语的产生。谶语具有兆验性，属于预知巫术，它基于人们相信语言与事件之间有某种神秘联系的心理。谶语在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中曾起过重要的舆论作用，新进者往往利用谶语论证自己的崛起的合乎神意。
神秘性在禁忌民俗中也多有表现，当然，它随禁忌内容的不同有程度的差别，与人性命相关的禁忌其神秘性强，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禁忌，其神秘性较弱，因此只是作为俗信，自觉遵循，如吃年饭不能喝汤，小孩不能吃鸡爪等，这些民俗虽都隐含着一种神秘心理，但缺少其他巫术信仰所具有的威慑力。
中国民俗中的神秘性与民众的原始性心理是密切关联的，一方面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依旧存在，另一方面，民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条件仍有局限，原始神灵观念仍未消失，因此，中国民俗的神秘性虽较以前大为淡化，但在社会底层或偏远乡村仍能切实可感。
其次，实用性。实用性是中国民俗最本质的特点。中国民俗门类繁多、形态各异，但其最基本的特性是实用，民俗服务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人们依赖民俗结成相互关系，人们依赖民俗开展生产，人们依赖民俗繁衍后代，人们依赖民俗寻求精神愉快，民众创造了民俗，民俗服务了民众。民俗是最基本的文化样式，它直接适应了民众精神与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无论民俗表现得多么神秘、多么奇异，实用是其根本目的。
民俗在形成之初多为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不自觉适应和协调，后来逐渐渗进了自觉意识。
如巫术信仰，就是人们希望利用神秘力量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具有积极自觉状态。民间信仰没有正统宗教的那种神圣和崇高的情感体验，追求的是世俗物质生活的满足和精神愉畅，因此民间对神格、神灵族属谱系并不看重，他们关心的是神灵能否给人们带来吉祥，能否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所以无论山精水怪、狐仙鬼魅，还是观音大士、玉皇大帝、现世英灵，“有灵则行”.人们在各色神灵前祷告、祈求、供奉，以各种“媚神”的方式，包括演戏、宰牲、烧钱、上酒等，以求取神佑，消灾祛病。对一些长期不显神灵的偶像，民间不仅不供奉，还采取责问拷比的方式，或者使用一些厌胜法术，来“胁迫”其为民众服务。所以说在民间信仰中人与神并不总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平面的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们为自己的需要造神，民俗信仰中的这种直接功利性是它区别于一般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之一。
当然，中国民俗的实用性，不仅仅表现在信仰心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民俗活动在民众实际生活中发生着切实的效用，有着实用价值。民俗服务生产、生活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物质生产活动上看，民俗活动有助于生产的组织与安排，有助于生产经验、生产技术的保持与传承，以增产增收。手工业中有各种俗规，如在技术传承方面，行业民俗中规定得十分严格，“艺不轻传” ,必得拜师方可传技，“不经一师，不长一艺”.师徒关系一旦确定，就得终生恪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约。经过品质磨砺后，师傅觉得传艺人可靠后，才会传授“真经”.这种传艺方式，虽然严苛，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对技艺的世代传承起着相当的保障作用。围绕着生产活动而展开的各项生产民俗，虽然或多或少地与神秘观念相连，有浓厚的保守、落后成分，但总的说来，生产民俗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实际效用，它不仅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而且以特有的形式协调了经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
从民众生活来看，民俗具有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重要功能。民俗本来就是生活文化，民俗在民众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
民俗在物质生活中的实用性。物质生活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为了保障这一需要的满足，形成了种种民俗。如饮食民俗，人们对口味的要求及对某种食物的依赖，既是一种文化需要，也是一种生理需要。在潮湿、寒冷地区，人们一般嗜好辣味、麻味，因为麻、辣食物有助于祛除体内湿气，平衡人体机能。再如南北主食的差异，源于种植作物的不同。人们的饮食习惯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因此有了北方面食、南方米食的分别。这本来是一种文化选择，但后来逐渐内化为生理习惯，形成了南北居民对米、面的不同嗜好。居住、交通民俗同样基于实用的需要，都是人们在适应自然中的一种主动创造，满足了人们的行旅需要。由此可见，民众的物质生活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物质生活的民俗形态是人们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是人们与自然协调的产物。其实用价值不言自明。
民俗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人类的活动是群体的活动，民俗在维系氏族、部族或家庭的世系中起着巩固和强化作用。民俗增强氏族观念、祖宗观念和家庭意识。如图腾崇拜，就是维系氏族的纽带。祖先崇拜和祭祖活动的周期举行，是强化族系观念不可缺少的民俗活动。人生仪礼习俗，如婚俗、丧俗在缔结家庭关系、巩固家庭结构乃至亲属关系等方面，作用也相当明显。[1](P42)人们通过各种民俗活动加强群体的凝聚力，除了婚丧大事中的互帮互助外，人们利用多种多样的民俗活动加强家族成员、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如节日期间的往来、礼拜，民间社团的集体活动及乡村各式表演娱乐等，无不密切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家族、社区的认同感。
亲戚之间、乡邻之间在日常民俗事象中建立的这种互助的利益关系，维持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俗在整合地方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效用。
民俗在精神生活中的实用性。人们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和人际交往的社会需求外，还有怡情悦志的精神需求。人们利用民间戏曲、游艺及各种形式的口头文学传递民众的精神产品，人们在参予创作和观赏民间文艺活动的同时，既愉悦了自己的情志，又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诉求。民众的精神生活因而获得充实和提高。人们通过故事、笑话、歌谣、传说等形式扬善抑恶、褒贬正邪，传播着民间伦理文化。
正因为民俗具有上述实用价值，所以繁多的民俗事象才得以传承下来，在社会基础无大变化的时代，人们极便利地沿用着传统的生活模式，民俗尽着它的实用功能。也由于民俗的实用性，一旦出现根本的社会变革传统，民俗无所施用时，它也就需要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新的形式服务与规范民众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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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摘要：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化趋势日益明显，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化也开始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高度重视。山西晋城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努力打造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司徒小镇，开始产业化发展的探索。文章通过对晋城民俗文化产业化现状的剖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给以积极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作为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参考。
关键词：
民俗文化;产业化;对策与建议
一、民俗文化及其产业化
(一)民俗文化概述
民俗文化是指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实践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包括生产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生活礼仪、伦理道德、民间技艺、游艺竞技、节令活动、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等方面，兼具地域性、历史性、传承性三大特点。民俗文化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精心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还能带动经济朝着绿色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内涵
民俗文化产业化，就是以民俗文化为切入点，借助现代科技与传媒手段，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资源的再开发、再创造、再利用，使民俗文化、艺术产品符合现代市场的需求，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产生规模效应，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变革文化与产业两相分离的状态，实现经济文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目标。
(三)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必要性
我国是世界公认的文化资源大国，但由于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不够重视，导致我国在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上进展缓慢。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蕴含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思考，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将民俗文化推向市场，实现产业化，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则可以兴一方经济，促进民俗文化的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二、山西晋城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现状
晋城地处山西与河南两省交界处，历史上封闭性的山区地理环40|ARTANDDESIGN|NO.153境使得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形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基础。晋城的民俗文化囊括了不同社会层次的不同文化形态，比较著名的如古代遗址：阳城的皇城、沁水的柳氏民居、南安阳潘家大院等;民间工艺：高平剪纸、高平面塑、刺绣、年画、风筝等;节庆民俗：上党八音会、龙灯舞、花鼓舞、踩高跷、狮子舞、阳城道情、上党梆子、高平鼓书、泽州秧歌等;民间故事：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还有各种民间服饰、民间饮食、民间宗教信仰等等。山西晋城独有的民俗文化资源由于其绝佳的技艺观赏性以及民间传说极强的故事性而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不谋而合。作为“优秀旅游城市”，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太行山、珏山为代表的自然风光和以皇城相府、赵家老南院为代表的民俗旅游相结合的旅游格局。近年来，山西晋城民俗文化产业化较为成功的实践是打造了别具一格的司徒小镇。2009年，司徒村喊出了“聚农民之力、兴农民之业”的口号，投入3亿元资金，打造出了占地1000亩，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产业园区——司徒小镇。2015年，“司徒小镇”开始把发展目光投向中国传统节日，着力打造“最美中国节”主题活动。春节期间，短短17天就创造营收600多万元。2016年，司徒小镇加大投资力度，精心打造以打铁花、迎春灯会为核心，以戏雪场、农博馆、魔法庄园、稻草人乐园为重点，以面食生活体验馆、园区社火巡游、老电影展演为辅助的一系列民俗文化重头戏。打铁花项目规模宏大，目的就是将传统的震撼力带向现代;迎春灯会无论是花灯图案还是造型上都凸显着晋城传统民俗元素;农博馆集中展示各地标志性农副产品，以“天天农博会”的形式进行交易互动;魔法庄园和稻草人乐园属于儿童主题公园，各种卡通动漫元素相互融合，趣味十足;面食文化体验馆让游客亲自参与面食制作，了解源远流长的北方面食文化;社火巡游则是不间断进行绛州鼓乐、朔州踢鼓秧歌、平定元宵塔火等节目演出，热闹非凡;老电影主要以年代久远的历史题材为主，让老年人回忆过去、产生共鸣。多种民俗文化元素聚集在一起，逐步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赏和度假旅游，在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
三、山西晋城民俗文化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虽然山西晋城民俗文化通过与旅游业结合已经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还存在很多问题，资源整合性和特色性并没有形成规模，加上配套设施和服务保障体系不够完善，高投资低回报制约着当地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步伐。
(一)产业化形式单一
山西晋城目前对于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探索基本局限于旅游产业，而在其他领域例如影视业、文化创意产品制造行业、服装行业、会展、广告行业等几乎很少涉足。如当地的歌谣、剪纸、面塑及刺绣技艺仅仅依托于旅游业纪念品的打造，没能融入其他衍生品的开发创造，未能打造出行业特色，形成自己的独立品牌，商业价值没有达到有效的发挥。
(二)规模化程度低
规模化是产业集聚的集中体现，它是指将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相关产品的企业融合到一个公共区间，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益效果的现代化产业运作方式，是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必然趋势。山西晋城民俗文化种类齐全，资源丰富，但集约化程度低，各种民俗文化资源在市场上自行发展，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难以开拓广阔市场，实现价值最大化。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民间曲艺上党八音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早在2006年就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由于未能将其纳入规模化的运作轨道，一直处于自娱自乐的生存状态，导致艺术继承人缺乏、曲目陈旧，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
(三)文化传播意识薄弱
就山西晋城目前最成功的开发案例司徒小镇来说，虽然场面非常宏大，节目种类繁多，娱乐效果达到了，但是在部分场馆内很少看到对其中所蕴含的民俗文化的文字或者视频讲解，更没有导游或者相关工作人员对当地特色文化进行宣传，游客只能赏其外观，而未能领会其文化内涵，足见对民俗文化的传播意识不足，忽视了游客在这里的参与感和体验度，而过分注重了表面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没能达到文化熏陶的目的。
(四)专业人才匮乏
在民俗文化产业化进程中，人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传统文化就不能进行形式的包装和内容的改进，无法满足现代人的文化需求。一方面，拥有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人才和文化经纪人才的缺乏，是导致晋城市民俗文化产业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技艺后继无人是制约晋城市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又一人才因素，由于经济利润薄弱，很多人都改行换业，不愿意去沿袭传统技艺，导致民俗文化资源无法实现薪火相传。
四、对策与建议
山西晋城民俗文化产业化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的发展任务，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继承与发展并行的原则，多渠道、全方位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才能实现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三者的统一。
(一)拓宽发展路径
民俗文化产业化的开发途径，除旅游产业化之外，还要注重衍生品的开发。如剪纸、年画等手工艺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运用于书籍插画、广告、装饰品、服装配饰、卡通动漫人物形象、商标等的设计中去，实现专属形象、私人订制，既体现文化内涵，又富含艺术气息，时尚而又不失高雅，以品牌赢得口碑，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而上党八音会、上党梆子等音乐元素则可以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进行改编，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二)加快产业园区建设
民俗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同的民俗文化资源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加快民俗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可以为民俗文化的发展打造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发挥产业集聚的效益。如建造艺术家工作室，为民间艺人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同行业的民间艺人可以相互交流，激发创作灵感;设立工艺品制造基地，将手工艺品的制作由作坊转为公司，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及生产方式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成本，产品可以直接完成设计、生产、销售的全部价值链环节;建设民俗文化创意产业街区，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或艺术品展览、拍卖活动，不仅可以通过产品交易、收藏与互动创造经济价值，还能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强艺术熏陶。以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必将带来知识、人才、资本的汇聚，使民俗文化产业化朝着规范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三)坚守传统根基
民俗文化由于产生于过去，必然在某些方面会落后于当代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应用现代思维方式与生产技术对民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创新。毋庸置疑，创新是时代的需要，是民俗文化重获生机、打造品牌、赢得高附加值的不竭动力。但必须注意，我们所提倡的创新是建立在对民俗文化内涵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抛弃民俗文化精髓，一味追求标新立异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应当尽量还原历史，在内容、色调、氛围上体现民俗文化的古朴性，让观赏者真正感觉接地气、有内涵，切不可盲目跟风，失掉本真。
(四)注重人才培养
人才是最大的生产力，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前瞻性思维的专业人才能够为民俗文化的发展指引正确的方向，所以晋城市在未来还要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批熟悉市场发展规律、懂经营、善管理、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同时对于民俗景区旅游而言，导游类的专业人才也是必要的，他们熟悉当地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能对相关的民间传说以及历史典故进行讲解，使地方文化深入人心。但由于民俗文化产业化创造收益周期长，对人才吸引力不足，所以政府必须加大扶持力度，起好带头作用，通过财政补贴以及专项资金等方式培养新一代民俗文化继承人，使得民俗文化能够源远流长、世代相传。
五、结语
山西晋城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步伐才刚刚起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是政府部门、旅游部门、文化部门或者其他相关产业部门乃至文化类企业，都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激发民俗文化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进其产业化发展。在现有的旅游产业化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横向以及纵向延伸，坚持在继承中发展，保真中创新的原则，使民俗文化在与经济相融合的发展中焕发新的活力。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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